非池中網路頻道-與創傷共存─Ilit Azoulay 《Regarding Silences》的場所攝影、創傷考現與美學感同

我們背負著無比沉重的創傷(進入21世紀),藝術的美學感同和見證,讓創傷意識浮現於文化表層……我們這個時代,經由藝術作品傳遞的美—我要再次強調我們的時代,因為我們活在巨大創傷移轉效應的年代,創傷議題吸引、啟發不同的藝術創作—帶來理解情感作用的新可能,並產生新的藝術效應。這個美學近乎倫理學,超越了藝術家的意識控制。—B. L. Ettinger, <Wit(h)nessing Trauma and the Matrixial Gaze>(倪明萃 譯,2010)

 

旁觀場所之沉默

串流媒體、影像與文字不斷地對當前時代中各式各樣的悲劇進行紀實與詮釋。近年來臺灣轉型正義的議題方興未艾,試圖面對戒嚴與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性創傷,而那段時期的攝影影像,也不斷地召喚著觀者去注視這些歷史上的傷慟。在戰爭攝影當中,攝影師往往將參與者身上攝下影像,主動或被動地呈現到觀者面前;而觀者在凝視創傷影像的同時,這些凝視穿透了影像,也施加在這些受害者身上。

這個過程中,攝影者、被攝者和觀者之間的凝視預設了甚麼立場?蘇珊・桑塔格藉著吳爾芙的例子提醒了人們,「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之時,絕不能不加思索地把「我們」這個主體視為理所當然」。在觀看影像之後產生的共有經驗,並不會因為同樣對於受害者的憐憫或是對於戰爭的厭惡集結成為「我們」。「我們」是一個需要被破除的幻象。而照片與生俱來的「客觀性」與必然擁有的背後觀點,它總會被認為是一種不單純而粗糙的事實陳述。

今年6月起至筆者正在撰寫此篇文章的年末,每天都能接收到香港許多令人髮指的抗爭報導與影像紀錄。攝影、直播影像紀錄激起那些對被鎮壓人民感到悲憫,在旁觀他人痛苦之時感到憤慨的「我們」。如艾婷爵所言,人類背負著創傷進入本世紀。不只如此,各地的極權仍然繼續在這個世界中留下新的創傷。

如何面對創傷,是許多當代藝術家嘗試探討的重要議題。這也許是為什麼,在此時此地於藍騎士畫廊舉辦的Ilit Azoulay個展顯得深具積極意義。以色列藝術家Ilit Azoulay透過攝影,挖掘在一個場所中、不為人知的創傷歷史。Ilit Azoulay深知攝影所給予的這種雙向暴力以及觀者立場的多元性。一張肖像攝影或地景攝影永遠無法呈現被攝者背後的故事,而「故事」作為一種線性思維,也限制了我們對於被攝者與其時空背景的理解與想像。與一般的紀實攝影不同,在《Regarding Silences》系列中,我們不會看到這些創傷擁有者的肖像,取而代之的是各種關於這項研究中的人與地的物與影像,碎片化地疊合於正在改建的飯店建築牆面影像之上。因此,她並不意在如何呈現這段創傷,而是思考創傷與歷史在當代的時空環境下,如何與我們共存。

在Ilit Azoulay的《Regarding Silences》系列影像計劃的工序以及視覺呈現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她對於場所精神(genius loci)的探究、與創傷紀實有著不同於以往的形式與實踐。當你一進到展場,迎面而來的並不是既有畫廊展覽中會出現的「主視覺作品」,而是五組如紀念碑似地白色展台。這些紀念碑上放著Azoulay眾多訪談對象中的四位曾參與贖罪日戰爭並受俘的以色列士兵,以及一位替士兵進行治療的軍醫的訪談錄。直到走進之後,你才會發現以綠幕顏色為基底的展間,展示著她的全景式攝影作品。綠幕是數位影像為了進行去背與合成時、經常需要的「色鍵(Chroma key)」技術。在展場中,綠幕更暗示著士兵那些長久以來被噤聲的創傷,如同在綠幕中生活一般。同時也暗示著觀者,我們在展場所看到的作品,也只是整個創作中的其中一個片段。

Unearthing the Informations─以攝影考現場所

在Ilit Azoulay進行創作時,時常以某個所在(site)來進行調研對象。這次展出的《Regarding Silences》系列,選擇了1968年由建築師Yaakov Rechter所建造、前身為Mivtachim 療養院的野獸派飯店式建築。在這棟建築物荒廢了約二十年後,知名的以色列慈善家與藝術收藏家Lily Elstein將其買下,以奠基在原本建築結構的方式改建為一間藝術精品飯店。

「就在我某次造訪這個建築的當晚,我回到家就一直做很多關於這棟建築的夢。於是我忍不住去問了這位擁有者,問他是否能讓我記錄這棟建築物的改建過程。每一次我都透過微距鏡頭只拍攝一到二面牆」Ilit Azoulay談論到這個計畫的創作過程說,「這棟建築物的重建過程本來只需三年,但因為期間也發生了許多戰爭,於是整個改建花了七年的時間才完成。在這個期間,我每個月都會進行記錄與拍攝…在完成整個計畫的這八年中,前面六年其實依然沒有任何的結果,然而建築物的牆面依舊一次次出現在我的夢中。」

於是,她開始組織研究團隊,針對那些無法透過影像所知道的事情進行「考現」。調查結果發現,這個飯店場所背後有一段被以色列政府避而不談的歷史─這棟建築物在「贖罪日戰爭」期間,曾是治療那些從敘利亞和埃及救回的以色列戰俘療養院。這些士兵受俘期間曾遭受過許多不人道的拷問與虐待,後來驚魂未定地被救回。搭著返回以色列的飛機上時,並沒有全然地安心,而是帶著不安的心情望著機艙窗外的一片灰白色雲景。

在Ilit Azoulay與其研究團隊訪談的43位受訪者中,許多的士兵都說到了同一個景象─在飛機上,他們死盯著機窗、甚至是盯著機窗玻璃上的刮痕一路直到下飛機。他們對回國之後的偵訊調查感到恐懼,這些士兵甚至希望這個窗戶就像個兔子洞,能讓他們跳離這個時空環境。

對一定數量的士兵進行訪談後,Ilit Azoulay意識到她採集的訊息在講述甚麼樣的內容。從1968年這個建築以野獸派建築風格建立起來作為現代化飯店的用途、1974年成為戰俘療養院,直至今日被改建為藝術精品飯店,這個所在的場所精神因為不同時期的建築目的累積了複雜的樣貌。

一如西蒙・韋伊(1940)所說的,「暴力令任何參與者都只淪為「物件」」,Ilit Azoulay 挖掘了掩蓋在這極權與資本輪番治理的土地上、那些「被沉默的物件們」的創傷,也與蘇珊・桑塔格於1974年紀錄贖罪日戰爭的紀錄片〈應許之地〉進行對話。在此次展出的節錄短片中,軍醫將士兵視為實驗品、注射實驗藥物、模擬戰時聲景來測試具有戰後創傷的士兵們對治療與藥物的反應。

對應到代表不同研究階段重點的作品中所面對的歷史,長達九米的〈B …o.k. shall we sit I have some good news for you gentlemen…〉是這個計畫邁向完整的全景攝影作品。約12000幅的微距攝影拼組起來的畫面中,飯店從改建到完工的牆面是整幅作品指涉的場所基底。在此之上,受訪士兵們的創作、物件、戰略地圖與年少時的肖像,疊合在雷諾瓦〈船上的午宴〉、LV精品鞋款的攝影等不食人間煙火的精緻飯店內裝中。在畫面幾乎置中的位置上,被黃線牽著椅腳的椅子象徵著與德國觀念藝術家喬瑟夫・波伊斯(Joseph Beuys)生命經驗與藝術的連結。那是場所遺留下來的地縛靈在現實中回返,沒有任何的巫術能將祂驅散,只能透過藝術與之共存。

Ilit Azoulay的攝影調研作為一種考現而非考古,是因為儘管贖罪日戰爭已然落幕,然而圍繞在戈蘭高地與加薩走廊的衝突與戰爭,從德國納粹引起的猶太人移民與以色列建國起至今仍未結束。在近年的創作中,她也正著手以特拉維夫白城作為場所進行調查。她與研究團隊發現,特拉維夫白城的建築材料,其實是在1933-1937年納粹與錫安主義分子簽訂的《轉讓協議》中,迫使巴勒斯坦為了將富有的猶太人救回巴勒斯坦所購買的,目的是為了因應國際上對納粹德國的貿易與經濟制裁。如今包浩斯設計風格的特拉維夫白城,成為了當地政府首推國際觀光的景點之一,其背後的建材卻原於納粹,也因此在進行這個藝術計劃的時候,也遭受了許多輿論的壓力。

而在她於MOMA曾展出的作品〈確定性的轉移(暫譯,英文為Shifting Degrees of Certainty)〉中,Ilit Azoulay創造了關於她在德國所經歷的視覺檔案。透過分離的物件影像重組成一個主觀的地圖。在柏林居住期間,她在德國各個城市拍攝了地點和物體,這些數位化的組合形成了被藝術家稱為「大腦」的圖像。在這些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如艾婷爵所說的、重新想像主體建造過程的一種母體式的凝視(the matrixial gaze)(陳香君,2010)。對於攝影影像在生產、構圖與觀看邏輯上的解構。

「曾經我也曾扛著笨重的攝影機到處尋找「事件」進行拍攝,但往往在辦完展覽的時候都感覺到一種空虛。傳統的攝影能展示的東西,無法表現更多維度的觀點與創作過程,也無法引發觀者對於作品更立體的思考。」 這或許也是她如何從一位攝影師轉變到當代影像創作的藝術家中間的思考:在一次展覽結束後與一位研究腦科學朋友的對話中,那位朋友告訴他這個世界沒有色彩,那是大腦、視神經與光的波長聯合起來的把戲。「Deconstruct the reality(將現實解構).」那位朋友說。這句話深植在她的心中至今,在她許多的系列創作中,都能發現到她以解構思考影像與觀看機制中的暴力。透過對於創傷的感同(wit(h)nessing),Ilit Azoulay的攝影創作提供了一種回應創傷年代的當代攝影美學之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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